而且，对清晰思考或一般概念的一般原则在法律情境中的具体应用的理解难题既影响到了事实问题也影响到了法律问题。

其次，如何在解纷、维序的司法活动中体现法治的司法的属性，或彰显法治的司法文化，我们大致可以从以下5个方面来认识。所谓法律艺术，就是法律的创制或实施中所需要的技巧和方法。

没有文化，即使生而为人，也与禽兽无异。恩格斯指出，高高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政权，实际上正是这个社会的莫大耻辱，是一切龌龊事物的温床。英美法系国家通过判例法制度来维护司法的稳定性形象，所以其法谚云：前人走过的路，必是安全的路。[13]转引自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惷愚。

第三，就标志标语而言。因此，凡能够辅佐或有助于这个三合一的目标实现的一切有形无形的文饰现象，就是现代司法文化或法院文化。说这些科学是重构性的，是指它们都设法研究人类个体和人类群体（文化）所已经具有的那些知识和能力是如何得来的。

也就是说，在一个由不同阶段构成的学习过程中，是存在着阶段之高低、能力之大小的差别的。哈贝马斯在马克思、韦伯和帕森斯（T.Parsons）等经典社会学家的现代化理论和皮亚杰传统的学习理论的基础上对西方现代化过程的重构，目的就是要把这个集体学习过程当中的可能性与现实性之间的缺口指出来，把对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实际过程和现实状况的批判，不是建立在某些外在的标准和原则的基础上，而就建立在这个过程本身当中，把西方现代性的弊端解读为这个过程已经提供的可能却未能实现，已经作出的许诺却未能兑现。【注释】[1]Jurgen Haberams,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Band I, Suhrkamp Verlag, 1987, ss. 38-39.[2]Jurgen Habermas, Legitimation Crisis, trans. Thomas McCarthy, Beacon Press, 1973., p. 15.[3]Juergen Habermas, The Language Game of Responsible Agency and the Problem of Free Will: How can epistemic dualism be reconciled with ontological monism?, Philosophical Explorations, Volume 10, Issue 1 March 2007.[4]Jurgen Habermas, Legitimation Crisis, trans. Thomas McCarthy, Beacon Press,1973, p. 15.[5]Jurgen Habermas, The Postnational Constellation: Political Essays, trans. Max Pensky, MIT Press, 2001 p. 155.[6]〔英〕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功用主义》，唐钺译，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10页。忘却和遗忘会发生，但它们不可能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

这种在个体和文化层面上获得知识和能力的过程，就是通常所说的学习过程。在发生意见分歧的时候是可以进行孰优孰劣的评价的。

哈贝马斯认为，在古代，哲学的任务是用理当中所发现的种种原则来说明整个世界，说明杂多现象的内在统一性。围绕国家组织起来的社会（各大帝国），以及现代社会。近几年来哈贝马斯有关后世俗社会中宗教的社会作用的讨论，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第三，学习过程的可能性/现实性与社会理论的批判性/内在性。

皮亚杰意义上的学习过程所达到的每一个阶段，是主体在认知上或道德上解决问题的一个特定的能力结构或可能性空间。[1]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无法从错误当中学习，无法从对假说的拒斥和行动的失败当中有所学习，那么，这个人之为理性的，就只是一件偶然的事情，虽有其名，却难副其实。在这个阶段上，主体不再仅仅把某个权威（家长、老师）的特定命令和与之伴随的奖赏惩罚当作其行动的指导，而学会了一些一般规则。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核心概念无疑是交往理性，而这个概念与交往主体的学习能力之间，可以说有一种互为预设、相互诠释的关系：主体的理性交往能力，说到底是主体的学习能力。

在强调那个互补性学习过程命题的题为公共领域中的宗教的文章中，哈贝马斯使用学习一词，达18次之多。这里无法详细讨论这些问题，但有必要关注因为把学习当作核心概念，哈贝马斯批判理论所具有的一些重要特征。

也就是说，在哈贝马斯那里，学习与批判是两个密切联系、缺一不可的关键词汇。文革时期上海有一份刊物名叫《学习与批判》，但这份刊物虽然把学习与批判这两个概念放在一起，却并不是要人们对同一个对象或一个文本既学习也批判，而恰恰是要把学习与批判的对象截然分开：学习的对象是绝不能批判的，而批判的对象是绝不能学习的……但这不是德国哲学家尤根·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的立场。

特别能显示哈贝马斯的学习的特点是最后一类争论，其中的主要人物是哈贝马斯著作在英语世界的主要介绍者和研究者托马斯·麦卡锡。在推动联邦德国民主政治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哈贝马斯不仅作为一位批判理论家和实践哲学家进行实践中的自我学习，而且作为一位公民和公共知识分子，参与整个民族的集体学习过程，以及与之相连的更大范围内的（全欧洲的甚至全球的）集体学习。[3]从这个角度来看，作为集体学习过程的社会进化和文化发展具有相当程度的客观性，不随人们的意志而转移。比方说，假如有某甲和某乙两个人，假如某甲能够把真实、正当和真诚（或本真）这些有效性主张区分开来，而某乙则不把这些有效性主张区分开来，那么哈贝马斯会说，某甲的理性程度高于某乙的理性程度，因为从个体学习或个体意识的理性化过程来说，人们通常是先经历某乙的水平，然后才能达到某甲的水平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的理性就在这里。[7]这就是说，虽然人与猪之间、苏格拉底和傻子之间的分歧很容易被人们从道不同不相为谋或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相对主义观点来理解，但从学习过程的角度来说，苏格拉底一类的人是处在学习过程较高阶段上的。

在哈贝马斯看来，当代世界的一些现象表明，尽管从早期近代以来，世俗化过程一直进行到现在的经济全球化时代，但伴随着进一步世俗化现象的，却有所谓重新神圣化的现象：在包括中东、非洲，南亚和印度次大陆，甚至西方、尤其是美国，都出现了一种宗教活跃和复兴的现象。他既不像自由主义者那样简单地主张文化宽容和政治中立，也不像（至少是有些）社群主义者那样简单地维护特殊文化群体的文化权利，而是把现代社会的文化间关系看作是不同文化之间如何更好地进行互补性学习过程（complementary learning processes）[9]的问题。

[8]哈贝马斯强调学习过程的发生是需要特定条件的。道德领域中某个判断之为正当的标准，就不同于法律领域某个判断之为正当的标准。

这里的学习不是指具体知识的掌握，而是指获取这种知识的能力即认知能力和规范结构的提高。哈贝马斯把学习过程当作其普遍主义理论的重要概念，恐怕也有与穆勒类似的考虑。

无论就知识内容而言，还是就能力结构而言，学习过程都是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或者是一个逐级重构的过程，从而具有相当程度的方向性。哈贝马斯不仅把交往行动理论当作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的理论基础，而且当作其反思地推进现代性这个尚未完成的筹划的工作的理论依据，而完成这项工作的过程，也就是哈贝马斯与列奥塔（J-F. Lyotard）和福柯（M. Foucault）等人进行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争的过程。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哈贝马斯与伽达默尔（H-G. Gadamer）进行的解释学之争、与卢曼（N. Lumann）的系统理论之争，可看作是哈贝马斯提出以生活世界和系统为核心概念的交往行动理论的重要背景。在京都讲演中，哈贝马斯列举了他参与的这样一些社会运动和公共讨论：1950年代的被称作复活节进军的反对核武器的和平主义抗议活动。

他对于人性的社会性、人类心灵的主体间结构、人们得以相互学习的公共空间的重视，都与此有关。美国道德心理学家科尔贝格（L. Kohlberg）把皮亚杰（J. Piaget）的发生心理学运用于个体的道德意识发展过程。

从这个角度来看，对现代化进程做集体性自我反思基础上的导向和建构，[5]不仅因为我们掌握的技术力量巨大而显得尤其必要，而且因为我们业已经历的集体学习过程而完全可能。论证（Begruendung, grounding）这个概念与学习（Lernen，learning）的概念是交织在一起的。

[10]这一点至少适用于宗教信徒，同时也为宗教信徒与非宗教公民之间在共同参与公共讨论的时候彼此学习，提供了理由。比方说，在认知领域，一个说话和行动的主体的交往理性水平，取决于他是否承认他为自己观点所提出的有效性主张是具有可错性的，他是否愿意在别人提出的批评面前进行为自己的有效性主张进行理性辩护，也就是是否愿意并且能够用理由来进行讨论，而不是回避甚至压制争论。

在社会文化的发展阶段上，需要说明的不是学习，而是不学习。哈贝马斯把理（Vernunft或reason）或理性（Rationalitaet或rationality）的问题看作是不同哲学理论共同关心的问题。超越这个阶段的是科尔贝克的所谓后俗成阶段的自我认同，达到这种认同的关键是随着对社会所强加的僵化的约定的抛弃，个人一方面必须承担起做出他自己的涉及他人利益的道德决定的责任，另一方面必须靠自己来形成一种产生于他自己的伦理自我理解的个人生活方案。因为学习过程的较高阶段是建立在较低阶段之上的，所以苏格拉底一类的人知道事情的两个方面，而猪和傻子则只知道事情的一个方面。

2004年哈贝马斯获得京都学术奖，京都大学的稻森校长要求获奖者请谈谈您自己，告诉我们您是怎么克服困难的，当您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的时候，您的指导方针是什么。[11]三、哈贝马斯作为批判理论家对学习的身体力行哈贝马斯不仅谈论学习，而且实践学习，从而在语用方式上，而不仅仅在语义内容上，把学习作为一个核心概念。

以及最近十年来的有关欧洲一体化、生命伦理学和伊拉克战争的争论…在参加这些公共讨论和社会运动中，哈贝马斯的观点和立场—不仅他的学术观点，而且他的政治立场，偶尔甚至还有他的道德品质—都经常成为议题，包括受到质疑。记得有些喜出望外而又诚惶诚恐的麦克阿瑟在浏览了书稿以后，向身边的哈贝马斯打趣说，这样一写，倒好像你成了我的思想的阐发者了…除了向别人学习以外，哈贝马斯的学习的最重要对象之一，是他自己的经历。

麦卡锡早在1978年就出版了一部篇幅不小的《尤根·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并因此而一举成名，尽管在那个时候，人们现在当作哈贝马斯最重要工作的那几部书，几乎都还没有问世，尤其是出版于1981年的《交往行动理论》和出版于1992年的《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第二，学童时期所体验的交往困难，所遭遇的不理解、不耐烦和不理睬，激发他去追寻语言哲学和商谈伦理，并且认为书面表达和专门商谈比口头表达和即兴交往更体现交往理性。